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工程是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就开始起步的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一系列有别于“古典型”的文学新观念。但几乎与此同时，还有另一种人也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增添法码，他们面对经济转型，大都会成型兴建的全新形势，寻求传统小说更新的对策。他们经过探索所得的答案是：继承中国民族形式的小说，今后应以现代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，应走都市通俗小说的道路。他们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鸳鸯蝴蝶－《礼拜六》派”的通俗作家群体。
科举废除后，作为“士人”就得在社会中重新找寻自己的“位置”。他们中的一些才子，就涌向新兴的大都会中去找寻新的职业。他们找到了一种新兴的自由职业———“文字劳工”。他们在中国新闻事业起步不久就办报办刊，当主笔，写小说，并且将镜头与频道对准新兴的都市生活。他们既培育了为广大市民欢迎的都市社会小说新类型，又掀起使当时广大青年心灵为之震撼的“哀情小说”新热潮。在他们的小说中折射出从乡民涌入大都市后处处要观念更新，才能改造成为现代市民的大量新信息；他们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，他们引进了报刊的稿费制度；他们建立了一种适合现代都市运作机制的文化市场……凡此种种，皆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的驿站。由此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家们也应该建立一个新观念：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个系统工程，我们的前辈作过全方位和多渠道的努力，是多方面军的各尽所能的贡献，而非只有某些人才通得过的独木小桥。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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